APEC峰會將在北京舉行,外界關註中日首腦是否會談。兩國關係能否改善,既需要政治高層誠意,也需要民間關係的改善。因此恢複發展中日關係,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次高層會面,而應關心如何促進中日社會普遍的相互理解。
  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的40餘年,最重要的是如何恰當管理雙邊關係中的問題。當然,領土爭議、歷史認識導致的衝突,都需要複雜的管控技術。最近中日關係緊張的升級,正是因為沒有“恰當”管控兩國關係中的“宿疾”。當然,不能否定域外力量“亞洲回歸”因素,也不能否定地區民族主義興起的事實,但另一方面,在該地域政治中,中國缺少足夠的精神、技術準備及應對方法,也是問題擴大化的原因之一。
  中日關係已經進入一個非常廣闊、深入的階段。每天近2萬人往返於中日之間,他們很多都是公司雇員、學生、觀光者。有70多萬華僑居住在日本,也有10多萬日本人長期居住在中國。他們中的很多人,已經融入對方的社會。有人會問,中日交流如此廣泛、深入,為何無法遏制兩國關係冷卻?其實我們也可以說,如果沒有這些人往返兩國之間,交流、促進兩國關係,那麼今天的兩國關係可能更糟。
  上世紀90年代國際結構變化導致此前中日共同利益喪失,新的共同利益卻尚未形成。另外在該地區,既有“冷戰遺構”,也有民族主義的影響,再有日本政治家利用手中資源,不斷形成針對中國的“議題設定”,煽動恐慌以維繫政權的穩定。要求地區和平的聲音,沒有占據輿論主導地位。
  儘管中日政府關係的現狀令人失望,但我們仍可通過非政府渠道,促進中日信任的增量發展。兩國可以在市民層面、媒體層面、學者層面的對話來擺事實、講道理,溝通彼此,突破兩國關係中人為障礙。最近,日本有的學者、媒體開始反思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問題。兩國民間高密度、高質量的交流、討論,可以促進、提升中日的基層信任。我們需要挖掘來自民間的動力。
  回顧歷史,“以民促官”每每充當兩國關係發展的推動力量。今天提倡中日關係增量發展,仍必須重視“民”的力量。日本與中國比,其社會組織的努力較多。例如日本“言論NPO”組織,最近十年間每年都與中方合作,展開中日輿論調查。他們的活動表明,中日關係非常需要這樣的社會組織來調查、溝通兩國民意。當然,中國也需要培養、發展社會力量,與日本社會展開對話、交流。
  社會力量比國家力量大。當然這個“大”是在不同層面。即便政治力量想干涉社會,但因為社會的廣泛,政府很難做到無孔不入。而且在民間,什麼問題都可以談,不論歷史問題還是領土問題。非歷史、非領土的廣泛領域,社會對話存在的空間極其廣闊。在這些領域,我們可求得中日民間信任的增量發展。歷史問題、領土問題沒法在一夜解決,但是我們可以期待在未來,通過相互信任增強,在發展中解決這些對立。我們可以做的是,在中日社會之間建立起一個強固的紐帶。此前,有不少日本環保組織,來到中國治理沙漠、植樹。在日本,也有不少中國人組成義工組織支援災區。
  今天,在歷史、領土問題僵局很難打開時,我們不一定非要把眼睛盯在高層,而是應該放眼民間、放眼社會。中日社會的對話、合作,可以提升彼此的互信,促成中日共生的力量。▲(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學研究生院教授)
(編輯:SN17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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